历史的钟摆：从斯密到凯恩斯，从哈耶克到波兰尼

文｜刘胜军

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在当代社会其影响力却超越所有学科。虽然杜鲁门总统调侃“世界没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总是说on one hand…on the other hand），虽然已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2008年底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发出质问，“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今年的次贷危机？”，但这些不影响经济学继续成为显学。

如果以《国富论》的问世为起点，经济学迄今已有247年历史。期间经历了四次产业革命（包括当下正在进行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两次大危机（20世纪30年代和当下）。9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浪潮，见证了世界经济的辉煌。而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世界步入了最危险的局面——长期货币和债务周期、国内财富和权力周期（贫富差距、价值观和政治差异）、国际财富和权力周期（美国第一次遇到了势均力敌的对手）的重叠。

世界风云变幻，也伴随着经济学家的此起彼伏与百年轮回。在轮回与激荡中，经济学逐步走向自我完善。

01 敏锐的亚当·斯密

经济学成就今日地位，首功要归亚当·斯密。这位“经济学之父”、“市场经济鼻祖”终身未娶，坦言“书籍就是我的情人”，他花费6年心血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犹如一道闪电照亮了人类的夜空。巧合的是，1776年也是美国这个“市场经济模范生”的建国之年。

斯密最伟大贡献，在于他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秘密：人人为我，即可实现社会最优。他将这一发现称为“看不见的手”原理。下面这段话概括了斯密思想的核心：

• 我们的晚餐并不出自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慈悲施舍，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他们在通过资本创造价值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增进公共福祉，而是追求一己私利，但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让整个社会为此受益，其程度往往比他们真的想要增进社会的利益时更好。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自私”长期被视为人性之恶，而道德治国、宗教治国几乎成为公理。因此，斯密的这一发现堪称“惊世骇俗”。

人只有为自身利益奋斗时才是最有积极性的。市场经济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人性，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能力。社会分工是提升效率的主要途径，分工必然导致交换。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把分工和交换推到了极致水平，带来了世界经济空前的繁荣。到目前为止，除了朝鲜和古巴外，全球普遍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我们都是亚当·斯密的学生。马克思也高度赞扬斯密的贡献：

“在亚当·斯密手中，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到某种完整的地步，它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完备的轮廓。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作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剩余价值学说史》）

02 狡猾的凯恩斯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之父，而凯恩斯则是“宏观经济学之父”。曾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1919年巴黎和会的凯恩斯，他在随后发表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准确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凯恩斯还以英国代表身份参加了构建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

1936年，在大萧条的水深火热之中，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虽然凯恩斯承认“看不见的手”的存在，但他认为市场经常会失灵（价格粘性、动物精神等），此时就需要国家采取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干预。

尤其是，凯恩斯主张当市场需求不足时，政府应通过公共工程创造需求，拉动就业，这样虽然会导致财政赤字，但一旦经济复苏后自然会出现财政盈余来弥补赤字。

凯恩斯是“狡猾”的，他的政策主张抓住了官员的心理：官员不甘心做市场经济的“守夜人”，总想在有限的任期内“有所作为”，而凯恩斯主义无疑赋予了官员强大的“思想武器”。“凯恩斯主义”为官员的行为短期化提供了理论武器，这也是为何凯恩斯主义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主义登堂入室，靠的是罗斯福总统：

• 1933年初罗斯福上台之前，凯恩斯就把他的《通向繁荣之路》一书由《泰晤士报》业主威斯康特·阿斯托送给了罗斯福。

• 1933年6月伦敦国际经济大会召开，凯恩斯于1933年7月发表题为《罗斯福总统非常正确》一文，旗帜鲜明支持罗斯福退出金本位的主张。

• 1933年的12月，凯恩斯与罗斯福的重要顾问弗兰克福特会面，二人商定，由凯恩斯直接给罗斯福总统写一封劝告信。信在公开发表以前由弗兰克福特转交罗斯福。这封信于1933年12月31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凯恩斯呼吁罗斯福：“您使自己成了世界各国致力于在现存社会制度中用合理的实验手段除弊兴利之士的受托人。如果您不幸受挫，则合乎理性的变革将在全世界受到严重的损害。但是如果您大功告成，那么新的更大胆的方法将会在世界各地被试用，历史将记载你入主白宫之日是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你现在肩负着复苏与改革的双重使命。二者都重要， 但是前者更为紧迫。私人投资需求只有在政府投资活跃了市场以后才会增加，因此经济复苏只有依靠政府通过借款或印钞票来扩大支出，刺激总需求。”

• 1934年5月28日，在弗兰克福特的介绍下凯恩斯进了白宫，与罗斯福进行了58分钟的会谈。凯恩斯没有把握好这次历史机会，罗斯福感叹“凯恩斯是个数学家，不是政治经济学家”。

• 后来罗斯福身边的智囊们大部分变成了凯恩斯主义者，包括马里纳·埃克尔斯、阿尔文·汉森等。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1934年被罗斯福任命为美联储主席。

从1933～1941年的罗斯福新政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罗斯福新政最重要的就是推行“以工代赈”、“大力兴建公共工程”。工程兴办署和全国青年总署，总计雇佣人员达2300万，占全国劳动力的一半以上。到二战前夕，美国政府藉此修筑了近1000座飞机场、12000多个运动场、800多座校舍与医院，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承担执行的最宏大、最成功的社会救济。更重要的是，正如凯恩斯的理论所设计的那样：政府的投入经过工人的口袋，通过消费又回到了企业和政府手中，实现了多赢。

03 犀利的哈耶克

二战德军轰炸伦敦期间，声名显赫的凯恩斯曾经帮助一个移居英国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在剑桥大学暂时居住。凯恩斯没有料到，这个年轻人成了自己日后最著名的批判者——哈耶克。

早期的市场经济远非完美，经济危机不断、社会矛盾激化。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随后在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危机此起彼伏。

计划经济是作为对市场经济的一种批判而诞生的。最早出现于李斯特对《国富论》的批评。苏联诞生后，开始将计划经济付诸实践。1928年苏联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

苏联计划经济诞生之初，引发全球向往。就连拥有“人类最聪明大脑”的爱因斯坦也是不吝赞美之词：

• 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按社会的需要而调节生产，它应当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应当保障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生活。

苏联凭借计划经济体制与美国市场经济体制开展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美苏争霸”。在那样的历史气氛下，哈耶克堪称“举世皆浊我独醒”的经济学家，他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以强大的逻辑论证了计划经济的“乌托邦”本质：

•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官员得不到足够的“激励”去获取每一个公民对各种消费品的“评价”。即便消费者有权选择买什么和不买什么，消费品的价格也将是严重扭曲的。这就是兰格的“计算机社会主义”理论没有提供答案的所谓“激励问题”和“信息问题”。只有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经济制度才能够解决激励与信息问题。

在苏联计划经济与美国市场经济PK最激烈的1959年，发生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开幕式上，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展开了“模式优劣之辩”。当两人停步在样板住宅的光洁漂亮、设备新颖的厨房时：

• 赫鲁晓夫：你以为俄国人会被这个展览惊得目瞪口呆。可是事实是所有新建的俄国住宅都将有这种设备。在美国要得到这所房屋要有钱才行，而在我们这里，你只要生为苏联的公民就行了。如果美国公民没有钱，那就只有权在人行道睡觉！

• 尼克松：对我们来说，多样化，选择权，我们有上千个不同的营造商的事实，这些就是生活的情趣。我们不愿由一个政府官员在最上头作出决定说，我们只要一种式样的房屋。这就是差别。谈谈我们洗衣机各有什么优点，岂不比谈论我们的火箭各有什么威力更好？你想要的不也就是这种竞赛吗？

尼克松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敏锐地击中了计划经济的软肋。

1987年戈尔巴乔夫推动经济改革，力图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为时已晚。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3个月后，92岁高龄的哈耶克去世，他见证了自己思想的胜利。

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引发无数人的崇拜。凯恩斯说：

• 就我来看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在道德上和哲学上我都不由自主的同意了书中几乎所有论点：不只是同意之，而是深深的被其说服。

哈耶克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学者，包括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最重要的是，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都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信徒，他们联手在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一场“经济自由主义的革命”——解除价格管制、降低税负、国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

这场经济自由主义的革命，在21世纪初期达到了巅峰。1933年美国通过了在银行和证券业之间建立“防火墙”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而克林顿总统在1999年签署了《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宣告了金融混业时代的到来。

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在另外一条战线取得突破：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2001年中国入世。2006年《世界是平的》一书风靡全球，并被拍成了电影。全球化把市场经济的繁荣带到了历史高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从20年前的30%上升到如今的50%以上。

04 伟大的波兰尼

正当全球为市场经济的胜利而沉迷时，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正在袭来：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 2011年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
• 2014年《21世纪资本论》风靡全球
• 2016年《乡下人的悲歌》问世
• 2016年英国脱欧

遗憾的是，直到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社会精英”才开始从市场经济的美梦中醒来。

这场为绝大多数人震惊的大变局，有一位经济学家早就预见了：在哈耶克发表《通往奴役之路》的同一年，经济学家波兰尼（Karl Polanyi）《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问世。1940年他在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的推荐下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为美国Bennington College的访问学者，并在此期间完成巨著《大转型》的撰写。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下全球面临的深刻危机（从2008年延续至今并仍在深化），是对过去几十年“经济自由化浪潮”的一次总报复，是盲目的“华盛顿共识”带来的灾难。

波兰尼极为深刻地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命门”，这对理解当下的经济社会困局意义重大。美国学者Fred Block写道：

• 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在回顾多年来《大转型》的接受和影响史时感叹“有些书是拒绝退场的”。

• 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已经从波兰尼的论述中得到了理论启发。

的确，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下正是重温《大转型》的时刻。

波兰尼认为：

• 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一个所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可能会演化成“黑手党资本主义”以及“黑手党政治体系”。

• 市场只是一个更广阔的经济的一部分，而这个广阔的经济只是更广阔的社会的一部分。经济并非像经济理论中那样是自主的（autonomous），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

• 市场的缺陷（尤其是它对穷人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

• 大萧条的经济崩溃，乃是以市场自由主义为基础组织全球经济这种企图的直接后果。

• 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要求普通民众忍受（也许每隔十年或五年）的经济萧条，这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也是根本不切实际的。

• 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策决策。

• 保护性反向运动必须发生，因为一个脱嵌的经济导致的灾难必须被阻止。

• 法西斯主义冲动——通过牺牲个人自由来保护社会免于市场的侵害——是普遍的。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自由主义最深刻的缺陷在于：它将人类目标从属于非人的市场机制的逻辑。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人类为此遭遇了巨大的苦难。

市场自由主义者一个最大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穷人会心甘情愿地接受市场竞争的结果。这一想法是不符合人性的。真实的人性是羡慕嫉妒恨，是“不患寡而患不均”。

简而言之，波兰尼认为市场机制必然导致对穷人的过度掠夺，进而引发社会危机。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从数据角度论证了波兰尼的正确性。

那么，为什么号称“机会公平”的市场体制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的社会危机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深刻原因：

• “机会公平”的前提是规则公平，但在当代社会中，即使美国式民主其本质也依然是“精英治国”，这必然会导致社会规则不断朝着有利于精英的方向演进。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背后正是普通民众对不合理金融游戏规则的无比愤怒。正如拜登在执政百日演说中所批评的，“去年，55%的美国最大企业缴纳的美国联邦所得税为0。他们通过税收天堂避税。如今美国公司CEO的薪酬是员工平均薪酬的320倍，是历史最高水平。”

• 自从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来，信用货币带来的货币超发导致资产价格持续膨胀，而资产价格膨胀最大的受益者是富人而非穷人。

• 教育是导致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而教育本身与财富高度相关。精英阶层子女更有机会进入哈佛、斯坦福这样的名校。在美国，“传承录取”（对校友后代给予优先录取待遇）已经成为默认的潜规则，家长再随手捐点钱或是捐栋楼，其子女的录取率就大大提升了。如此一来，社会阶层将走向固化。美国资深媒体人丹尼尔（Daniel Gordon）在《录取的价格》（The Price of Admission）一书中谈到了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案例，早在库什纳读高中时，他父亲就承诺向哈佛捐款250万美元，分十年付清，每年捐款25万美元。该书指出：对普通申请者，哈佛的录取率是5%；对于豪门贵族，录取率远超50%。

• 竞争必然导致垄断。当下美国的谷歌、facebook、亚马逊，中国的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新型垄断”，已经构成对社会公平的严重威胁。2020年在新冠疫情中，200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但650个美国亿万富豪的财富却增加了1万亿美元达到了4万亿美元。拜登在国会的演讲中用强调语气说，“我重复一遍，增加了1万亿美元！”。

波兰尼认为：

• 就近百年而言，现代社会受到一种双向运动所支配，即市场的不断扩展以及它遭遇的反向运动。

2016年特朗普当选是这场“反向运动”的重要标志。特朗普2021年的下台并非“反向运动”的终点，他有可能在四年后卷土重来。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是另一个重要节点：民粹主义者勒庞的支持率如今已经超过马克龙。

波兰尼的观点在今天令人警醒：市场经济固然有效率，但它内在不公平，必须建立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机制，而这种社会保护机制必须依靠政府。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底层民众就会诉诸于民粹主义。

我们对当下历史时刻要有足够的危机感。正如《原则》作者、72岁的达利欧所忧虑的眼下是“一生只有一次”的特殊时刻：

• 接下来要到来的时期与我们人生过往所经历的时期既然不同，但与历史上的许多其他时期相似。在我们的一生中，从未像现在有如此多的债务和低利率，贫富差距、价值观和政治差异从未像今天这么大。

如果拜登这样的政治家无法建立起“社会保护机制”，希特勒和特朗普这样的政客就会粉墨登场。

兴登堡元帅无奈接受“下士”希特勒

政治家必须建立“底层民众视角”才能赢得民心。二战结束后，丘吉尔成为英国民族英雄，他认为自己凭借战争中的功勋赢得大选是十拿九稳。但却遭遇“羞辱性的失败”：丘吉尔的保守党只获得了197席，而工党却赢得393席，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当选首相。丘吉尔只能引用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来自嘲：“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艾德礼何以逆袭？因为艾德礼被英国贫民区的贫困和绝望所打动，曾经花费14年光阴担任一名社会事业工作者，并建立了对底层民众的强大同理心，犹如特朗普在2016年听到了风中飘来的《乡下人的悲歌》。艾德礼上台后，实行大规模福利事业，建立国民医疗服务制度，对一些重要工业实施国有化，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战后英国最杰出首相”。

构建“社会保护机制”的准确含义是：政府要适度保护弱势群体，抑制贫富差距的过度分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大包大揽，更不意味着回归已被证明“行不通”的计划经济。大政府往往意味着对创新与社会活力的扼杀。政府的角色是制订规则，而不是成为经济活动的所有者和直接管理人。我们必须记住20世纪这段历史的代价：“罗斯福新政”之后，政府变得庞大臃肿，由于缺乏及时的调整和退出，美国经济在70年代陷入痛苦的“滞涨”，直到里根1981年上台后用激进的“市场自由主义”开启了一场反向运动才得以摆脱困境。里根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说出了那句标志性的口号：

• 在当下的危机中，政府并非解决问题的药方；相反，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In this present crisis,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堪称经济学中没有最优解的难题，也构成了20世纪思想交锋与社会变迁的主旋律。这场交锋注定在21世纪会继续掀起波澜。

历史没有终结，历史不可能终结。历史犹如钟摆，现在开始了朝反方向的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