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走线背后的国运酸辛：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下）

文｜刘胜军

共产党的成就在于在革命后创建了立于广泛大众参政基础上的现代政府，完成了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新。——亨廷顿

“拉美教训”的实质是，在过度民主化过程中，政客们的民粹主义立场和态度引起经济大起大落。——刘鹤

如何国富民安，这是所有国家梦寐以求的境界。

遗憾的是，大部分国家，要么长期低水平徘徊（拉美、非洲为甚），要么在经历一段繁荣后突然遭遇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日本1990年大危机、苏联解体……）。

如何才能打造可持续的繁荣？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詹姆士·罗宾逊2012 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 15 年原创性研究的基础上，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建立了一个解释“国家命运”的重要理论：制度决定国运，成为该领域的轰动性著作。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开篇就用具有冲击力的现实案例讲述了制度的重要性：

• 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有一个小镇诺加利斯（Nogales）。诺加利斯地跨两个国家，被一道栅栏隔开，北边属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南边属于墨西哥。虽然边界线两边的人种、地理、文化背景都一样，但是几英尺之遥的邻居却犹如两个世界：一边很繁荣，另一边却处在贫困和暴力之中。

排除了地理、文化、种族、资源等因素后，答案就脱颖而出了：这些国家的制度不同。

01 两种制度，两种国运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认为，所有国家的制度不外乎两种：包容性制度和汲取性制度。

汲取性制度

顾名思义，“汲取性制度”意思是说：这些制度的设计，从根本上就是为了社会一小部分人攫取财富。例如，在史蒂文斯统治塞拉利昂期间，农民出售可可所得价格还不到世界价格的十分之一，90% 的收入被政府榨取了。

最赤裸裸的一次攫取发生在阿根廷：1991 年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宣布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挂钩，汇率为 1:1。随着出口停滞、进口激增，人民对比索失去信心，大量兑换成美元存在银行。2001 年政府冻结了所有银行账户，不允许任何人从美元账户取现，除非他同意兑换成比索。到了 2002 年，汇率已经下跌到 4:1，但政府却强制将所有美元账户按 1:1 转换成比索账户。换言之，政府剥夺了人民储蓄的 3/4 。

遗憾的是，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内采取的是汲取性政治制度和汲取性经济制度。比如, 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亚洲。

在汲取性制度下，普通民众没有多少权利。所有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是由统治者制定出来的, 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生产者, 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 结果就是生产性激励的不足。在这种制度下，“胡雪岩”比“乔布斯”更能获得成功。与汲取性制度相伴的，往往是腐败、垄断和贫富两极分化。

之所以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汲取性制度虽然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这种增长缺乏可持续性。在汲取性制度下，攫取者也有实现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 因为他们需要攫取的资源。统治者也有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比如, 农奴制度下的西欧和东欧社会, 统治者通过农奴来发展生产; 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南方通过黑奴来发展生产；殖民地时期的美洲、非洲等, 殖民者都是通过对殖民地劳动力的强制劳动生产产品然后占有。

不仅如此，汲取性制度还有一些“短期优势”：统治者能够利用权力在短时间内推动资源的集中配置, 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比如苏联在早期的经济增长, 当局通过集体农场强制劳动、降低农产品价格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强制收购政策, 集中资源发展工业, 实现了工业的迅速增长。苏联至少实现了 50 多年的增长,并且曾经一度成为唯一能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麻烦在于，在汲取性制度下，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 要进一步发展就一定要有创造性破坏，新的技术、新的生产方式会使一些人富裕起来，而这对于原有的既得利益者可能是很大的打击。一旦既得利益集团害怕创造性破坏会动摇自己的利益，就会压制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例如，明朝的多位皇帝认为，国际贸易引起的创造性破坏可能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朱元璋处决了成百上千试图将朝贡变成贸易的人。1377-1397 年间，他禁止所有的远洋航运朝贡、禁止私人与外国人贸易、禁止中国人航行到外国。在清代，康熙皇帝命令从越南到浙江海岸沿线居民向内地迁移 17 英里，海岸由军队把控并实施海禁。1445 年德国出现了活字印刷机，这项技术推动了教育的普及。但在奥斯曼帝国，1485 年就命令禁止印刷，直到 1727 年奥斯曼帝国才有了第一台印刷机。原因是，奥斯曼的苏丹担心印刷机会导致国民更加难以控制。

• 在现代社会，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动力，但企业家精神的繁荣有赖于法治和产权保护，这是汲取性制度无法提供的环境。因而汲取性制度不利于创新。

• 在汲取性制度下，资源配置偏离市场化原则导致低效率。不仅如此，企业家要耗费大量精力从事“非生产性活动”（寻租），从而降低社会效率。

因此，三星出现在韩国而非朝鲜，爱迪生的发明出现在美国而非墨西哥，这都不是偶然，而是制度的必然。

从美国与墨西哥培养的两位“世界首富”的对比，可以生动地理解两种制度的差异：

• 美国的比尔·盖茨( BillGates )是世界首富, 主要是通过创新或发明创造来获得超额利润成为世界首富的, 微软经常受到美国联邦法院等的反垄断调查或诉讼并且时刻面临着被分拆的危险。

• 墨西哥的电信巨子、一度超越盖茨成为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 Carlos Slim )。他没有做过任何创新，1990 年时任总统萨利纳斯私有化墨西哥电信垄断企业 Telemex，政府在 1989 年 9 月宣称出售 51% 的投票权，尽管斯利姆不是最高出价者，但却赢得了投标。斯利姆没有立即支付收购款项，而是尽力拖延，用 Telemex 的分红来支付收购款项——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两位“世界首富”：盖茨与斯利姆

非洲之所以长期落后，制度显然出了问题。2000 年 1 月一次由津巴布韦银行组织的国家性彩票抽奖活动，主持人被结果震惊了，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中奖人居然是总统穆加贝。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穆加贝想中奖就能中，这凸显了赤裸裸的汲取。2009 年津巴布韦的失业率达到了 94%。津巴布韦在 2015 年之前的 6 年时间里，本国货币贬值超过万亿倍，击穿所有人的想象。2009 年，津巴布韦中央银行发行了 100 万亿面值纸币，这是人类目前为止最大面额的纸币，1 后面的 14 个零让爱好者们疯狂，虽然这张纸币价值买不到一个面包。2015 年津巴布韦废除了本国货币。2017 年穆加贝被愤怒的人民赶下了台。

包容性制度

所谓包容性是指民众拥有充分的权利，社会对所有人“机会公平”，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政府公权力受到严格制约，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因而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

制度与创新的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是英国的光荣革命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正是光荣革命帮助英国建立了“包容性制度”，才使得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而非其他国家发生。

1583 年，威廉毕业后成为一名牧师。当时，伊丽莎白一世规定：臣民必须带针织帽。1589 年，威廉发明了“织袜机”。他兴奋地向英国女王申请专利。女王拒绝了他，说道：“你胸怀大志。但是想一下这个发明能为我贫困的臣民做什么呢？它会让他们失业，给他们带来毁灭，让他们沦为乞丐。”

到 1621 年，英国的垄断机构达到了 700 多家。

1688 年英国迎来了历史转折点：光荣革命限制了国王的权力，成为创造多元社会的基础，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包容性制度。光荣革命后，政府建立了产权和专利制度，法律第一次适用于所有人，未经议会许可而征税属于非法，垄断几乎被消除。光荣革命几十年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了。这一切并非巧合。瓦特在重新获得蒸汽机车专利后写信给父亲说：

• 在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强烈反对后，我最终获得了接下来 25 年在整个英国及其海外殖民地持有我的专利的议会法案，我希望它给我带来好处，因为人们对它已经有巨大的需求。

威尼斯的兴衰：从包容走向汲取

威尼斯的兴衰是另一个经典案例。1171 年威尼斯总督被杀，变革后形成了大议会制度，进而有了独立的司法、私人契约和破产法。制度的变化，导致了金融创新的提速，威尼斯成为现代金融的发源地。

创新带来了经济格局的变化，年轻富豪的崛起刺激了政治阶层人士。1286 年威尼斯议会修改了规则：如果父亲和祖父曾在议会任职，则其成员资格自动确认；大议会的任命必须得到 40 人议会、总督和公爵的赞同。从此，大议会成为世袭贵族。随后，议会禁止康曼达契约的使用，而该契约是威尼斯赖以致富的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

1314 年，威尼斯开始接管贸易并将其国有化。

1324 年，威尼斯对从事贸易的个人征收高额税收，远距离贸易成为贵族特权。

从此，威尼斯江河日下。1600-1800 年欧洲人口迅速膨胀，而威尼斯的人口却不断萎缩。如今的威尼斯只剩下了旅游和渔业。

为什么有的国家拒绝选择繁荣？

既然包容性制度很好，如果增加了国家的财富，统治者不就可以占有更多财富了吗？统治者为何不选择与民众的双赢呢？现实世界并非如此。

以刚果的蒙博托总统为例，他在 1965-1997 年长期统治期间，建立了高度攫取的制度，人民极度贫困，而蒙博托及其身边的精英们却非常富有。蒙博托在出生地为自己建了一座宫殿，还有一个大得足够超音速协和飞机起降的机场。他还在欧洲购买城堡，在布鲁塞尔拥有大片土地。

蒙博托之所以拒绝“包容性制度”可以带来的更大繁荣，是因为：为经济进步创造激励的经济制度，同时会对权力和收入进行再分配，进而会限制他攫取的能力。因此，他们拒绝包容性制度，不是因为无知或愚蠢，而是因为贪婪和自私。

02 美国不再包容

美国之所以成长为最具创新力的国家，机会公平、鼓励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居功至伟。但在过去几十年，美国对社会精英“过度激励”，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包容性渐行渐远：过去 40 年，美国底层 90% 民众平均收入几乎“原地踏步”，而 1% 富人收入却一路飙升，0.1% 富人收入占比增加了 4 倍。1980-2019 年，美国劳动收入占比从 75% 跌至 60%。

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的1%人口所控制的财富比例达40%。在25年前，只有33%。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在过去25年里收入就下降了12%。结果，美国的贫富差距重新回到了二战前的历史高位。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是永恒的现象。2011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2014年《21世纪资本论》风靡全球，2016年民粹主义者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的标语“we are the 99%”发出了人民的吼声——特朗普、班农听到了，希拉里却在忙着给华尔街演讲挣钱。

惊慌失措的美国精英，连忙去抢购揭秘特朗普支持者背景的《乡下人的悲歌》，但为时已晚。

美国之所以再度陷入两极分化的危险境地，与里根改革密不可分。里根1980年就任总统后，大力推动“自由化”，“里根-撒切尔革命”在充分激发企业家活力的同时，却忽视了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关注。按照“涓滴经济学”的设想，企业家有钱了，自然会往中下阶层渗漏，大家都会日子好过。但实践证明，“涓滴效应”微不足道。

更重要的是，由于利益集团在幕后控制了立法权，导致游戏规则不断朝着有利于精英的方向倾斜，“机会公平”仅仅是理论而非现实。美国如今不是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而是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所言的“1%的人所有、1%的人所治、1%的人所享”。这也是为何特朗普“抽干沼泽”口号为何赢得民心的关键。

美国疾控中心指出：2014 年以来，美国的预期寿命每年都在下降。美国人均预期寿命比日本低 5 年。诺奖得主迪顿引发轰动的研究发现：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年白人男性死亡率从 1999 年到 2013 年呈显著上升趋势。这一现象可以归结为“绝望病”：酗酒、吸毒、自杀。正是这些“绝望的”人，成为川粉的中流砥柱。理解了这一社会基础，就可以理解为何特朗普在党内的支持如此稳固。2024年特朗普重新当选总统的可能性很大！

03 美国为何富而不公？

美国之所以走向两极分化，是因为机会公平的制度逐步被利益集团所蚕食。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给出了全面的剖析：

教育不公平

富有的家长可以把孩子送进最好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他们更有机会进入一流大学。顶级大学的“捐赠制度”为富人寻租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手段。美国名牌大学中，只有9%来自底层50%的人群；74%来自上层25%的人群。富人的孩子不仅更容易获得好的实习机会，也能负担得起一两年没有报酬的实习工作。

如果机会充分平等，最底层1/5人群中只有20%的孩子会继续停留在最底层。丹麦表现最好（25%），美国为42%，也就是只有58%的人能够摆脱底层。

为精英服务的游戏规则

富人控制了游戏规则，他们可以做各种坏事但不会被追究责任。金融危机是最典型的写照。

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一场复杂的游戏。获胜者常常规避法律或者以有利于他们的方式塑造法律。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的金融界：金融机构制造了金融危机，民众损失惨重，那些薪酬高的惊人的金融机构高管却能长期逍遥法外。2008年次贷危机中，仅AIG一家就得到了1500亿美元政府救助，大大高于1990-2006年政府支付给穷人的福利开销。

加尔布雷斯深刻指出：“一个国家金融业越庞大，该国的不平等就越严重”。

垄断

垄断是最好的赚钱方法。虽然法院多次指控微软采取了反竞争手段，微软还是成功建立并保持了垄断地位：在过去25年，微软年均利润高达70亿美元。政府难以对微软采取强硬立场，是因为：第一，对微软这样的大公司太强硬不利于商业发展，第二，这样也不利于政治捐款。

监管俘获

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是很重要的原因。行业领袖会运用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把认同自己观点的人安排到这些监管部门工作。在设立美国金融消费保护局时，哈佛大学教授沃伦是创办该机构设想的提出者，因为金融机构发动强烈攻势反对她掌管这一机构，最终金融界胜利了。平均而言，美国国会每位议员被2.5位游说者盯着。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成了“银行家思维模式”的观念俘虏。

2003年国会在延长一种人们迫切需要的医保药物时规定：禁止政府对药品价格进行讨价还价。这一规定，相当于每年给制药公司送了至少500亿美元的大礼包。美国人均医疗支出比其他发达国家高出2.5倍，一种合理的解释就是大药企的寻租。

全球化让产业工人沦为弱势群体

全球化的到来，大大削弱了工会的谈判地位：如果工人不妥协，企业就搬到别的国家去。美国工会已经衰落：挣工资的工人参加工会的比例从1980年的20.1%降低至2010年的11.9%。里根1981年对空中交管员罢工的打击，是工会力量由强转弱的转折点。

美国锈带

税收制度

由于富人可以用各种办法规避税收，美国的递增所得税税率实际上成为“递减税率”。美国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从卡特时期的70%降低到了里根的28%，小布什时期为35%。

最糟糕的是，长期资本收益税率只有15%，受益者是那些超级富豪：底层90%的群体只得到不足10%的资本收益，而对美国最富的400人而言，工资收入只占其收入8.8%，资本收益占57%，利息与红利占16%。据新闻组织ProPublica的调查，包括贝索斯、布隆伯格和马斯克在内的25位最富有的美国人，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只支付了相对较少的所得税，有时甚至没有。该调查显示，这些超级富豪所缴纳的税款只占他们财富的很小一部分——据统计，他们的集体净资产在这一时期增加了4010亿美元，所交的所得税为136亿美元，“真实税率”仅为3.4%。

很多州的主要税收来源是销售税，而只有穷人才会将大部分收入用于购物。

美国只对超过500万美元（已婚夫妇1000万美元）的遗产征收遗产税。虽然绝大部分美国人不会被征收这一税收，但右翼人士成功说服大量美国人反对它。2010年遗产税一度被废除，后来才得以恢复。

全球化时代，一些国家展开了“税收竞争”，税收天堂给富人避税提供了方便的选择。最近，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宣布，由130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已经同意对公司征收全球最低税，以扭转这种“比谁更没底线（race to the bottom）”的恶性竞争。

保护富人的法律体系

美国是个律师的国度。44位总统有26位当过律师。问题是，美国的法律体系犹如军备竞赛，双方比拼的是谁更有钱聘请律师。案件的结果常常是由“财力”决定的。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大公司很明白，穷人不可能像富人那样承受拖延的成本。昂贵的法律体系，赋予了富人和大公司极大优势。法律体系本身榨取了大量租金，最大的赢家是律师。

昂贵的法律体系，为违法行为提供了激励。在面对证监会的诉讼时，往往会达成和解，这成为那些违法者的惯用手段。《纽约时报》对美国证监会处理诈骗的案件分析后发现：51起这样的案件，涉及19家公司，这些公司都违背了它们先前同意永不违背的诈骗法。

对政府的不信任

政府被市场派人士“过度丑化了”。克林顿政府评估了政府研发项目的平均社会收益，发现大大超过50%。美国政府在互联网、基因工程、喷气式飞机、浏览器、电报等领域的投资回报率是非常高的。

阶级斗争

当斯蒂格利茨建议削减对大企业大补贴时，时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鲁宾竟然说：这是在掀起一场阶级斗争。巴菲特说的对：“过去20年一直存在阶级斗争，只不过我处的阶级胜利了。”

过度激励与超级经理人

激励是重要的。但过度激励会导致扭曲。银行家受到激励，从事过度冒险和短视的行为。如论经济好坏，银行家都是赢家，输的全是其他人。合理的激励应该是在公司相对于行业内其他公司表现更好时发放奖金，但几乎没有公司这样设计激励机制。

信念的操纵

1%的人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和财富，知道如何以更有利于富人的方式塑造社会信念，尤其是通过对媒体的操纵。“没人能控制思想的演进”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影响舆论的最有效方法是“俘获”政客，因为政客是思想的贩卖者。“激励薪酬”就是一个成功的信念操纵。一旦所有的高薪被贴上激励薪酬标签时，听上去都名正言顺了。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创造了不少这样的“误导性观念”：

1%富豪是靠能力、努力和运气挣钱的，不要嫉妒

对富豪或大公司提高税收会伤害小企业

政府运营的项目一定是无效率的

穷人怪不得别人，是自己不够聪明、不努力或运气不好

经济增长对所有人都有利

关注通货膨胀是经济繁荣的基石

要确保经济繁荣，央行应该独立

央行不可能判断市场有没有泡沫

《世界是平的》

里根和撒切尔，是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忠实信徒，他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成功宣传，赋予了市场经济神圣的光环，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还不够自由”。凯恩斯说得深刻：“许多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影响的实践家，却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

是时候终结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盲目崇拜了。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 马丁•沃尔夫反思说：

• 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70年9月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发表的文章《企业的社会责任是增加利润》中写道：“企业有且只有一项社会责任——在遵守竞争规则的前提下，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从事一切增加其利润的活动，即在诚信经营的前提下进行公开和自由的竞争。”我以前也笃信这一观点。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

• 我提出一个问题：好的“游戏”应该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我主张，“它应该是这样的：参与其中的企业不会宣传关于气候和环境的垃圾科学；企业不会鼓励人们对阿片类药物上瘾，结果导致数十万人死亡；企业不会游说建立允许它们将大部分利润存放在避税天堂的税收制度；金融业不会游说实施不到位的、可能引发重大危机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版权保护期不会没完没了地延续下去；企业不会寻求削弱一项有效的竞争政策；企业不会大力游说，反对限制不稳定工作的负面社会后果的努力；等等等等。

央行的错误理念

央行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的做法，导致它们把失业率保持在一个不必要的高水平上，以便压低薪酬。结果，生产率的增加速度是薪酬的6倍，工资赶不上通货膨胀。2011年美国的实际联邦最低工资比1980年低15%。造成高失业率导致工人薪酬过低的货币政策，是社会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来源。

美联储另一个错误是无视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刺激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财富差距拉大。低利率也鼓励企业用资本（技术和设备投资）来取代工人。

政治体制失败

美国的选举虽然是一人一票，但其实本质是“一美元一票”，是一场1%的富人一直获胜的战斗。2010年，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案件中，最高法院裁定：大公司和工会在支持候选人时可以像单独个人一样行使“言论自由”权利。这一判决批准了肆无忌惮的大公司对竞选活动的捐助，堪称剥夺普通民众权利的里程碑。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犀利指出：“收入的极端集中于真正的民主制度是不相容的。我们的政治体制被大企业的影响扭曲，随着少数人财富日益增多，扭曲变得更加严重。”

美国的两党制被认为提供了“纠错机制”。但当两党都被精英集团控制时，这种纠错机制就失灵了。

从目前形势看，美国仍没有找到纠正贫富差距扩大的机制。在2020年大选中，提倡社会主义主张的桑德斯、沃伦、杨安泽，全都败给了没有观点的拜登。《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对资本主义持悲观态度，认为在资本主导一切的社会去限制资本是mission impossible。

拜登就职典礼上的桑德斯

04 中国走向包容

伟大的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向包容的历史进程：

1、农民家庭联产承包制、个体经济、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兴起，为所有人提供了更大的机会公平；

2、以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主渠道；

3、法治水平的进步，为保护民众财产权利提供了更好的基础。2004年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明确，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标志着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为宪法权利，增强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安全感。

4、对垄断的打击（中国的平台经济反垄断走在了全球最前列），有助于鼓励创新；

5、大力推动简政放权，为市场开辟更大空间，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

6、推动国企市场化改革，促进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

7、十八大以来以历史勇气推动史无前例的反腐败，严厉打击了“灰色收入”和寻租现象；

8、通过精准脱贫，中国历史性地实现了全面脱贫；

9、坚持房住不炒，抑制社会阶层固化；

10、提出到2050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

这些改革，归结为一点，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那句画龙点睛的话：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当下的改革，面临深水区的考验。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一方面需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从而“提升效率”，另一方面又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实现“共同富裕”。

1990年邓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 现在，中国已经到了必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之时。

如何同时打好提升效率、促进公平这两张牌，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政策艺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在提升效率方面，我们需要坚持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需要推动：

• 进一步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

• 进一步简政放权，法无禁止皆可为，释放更多经济增长的红利

• 进一步约束政府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

• 进一步消除行政垄断，消除民企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

• 进一步推动国企（尤其是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提升国企效率和活力，实现国企民企的竞争中性

• 进一步放开生产要素价格，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 进一步完善对企业家的尊重和保护，有恒产者有恒心

• 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构建有利于创新创业的金融体系

• 推动大学的“去行政化”，激发年轻人的创新思维

• 推动制度性开放，以开放倒逼改革

在促进公平方面，要主要依靠体制改革扩大机会公平：

• 要确保农村和大城市学生在名牌大学录取方面的机会公平

• 借鉴国际经验，开征遗产税，避免社会阶层固化

• 进一步改革税制，以激励企业家从事公益慈善事业

•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要从“铁公机”转向教育、养老、医疗

• 户籍制度逐步走向常住人口积分制度，促进人口资源流动

• 逐步取消行政垄断，取消与所有制相关的不公平

• 民企是经济的“五六七八九”，民企发展好了，机会公平就会扩大

• 构建制度化的反腐机制，缩小寻租空间、提高寻租成本

• 货币政策中性化，抑制资产价格泡沫化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336条改革，是引领中国走向“包容性发展”的重要顶层设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全新局面。

“管理的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新一届政府提出要做“有创造力的执行者”，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新一届政府关键词：做有创造力的执行者）。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二十届第一次会议指出：

• 用好机构改革创造的有利条件，努力在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调整深层次利益格局上再攻下一些难点。

• 要加强改革调查研究，多到矛盾问题集中的地方和部门去，深入基层、走进群众，体察实情、解剖麻雀。

• 要加大改革抓落实力度，完善上下协同、条块结合、精准高效的改革落实机制，下更大气力抓好改革督察工作，推动改革举措落地见效。

• 要调动各方面改革积极性，健全改革创新激励机制，加大改革典型经验交流推广，加强舆论引导，及时回应各方关切。

社会转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既要克服官员的不作为、低级红、高级黑，也要防止地方政府的行为短期化冲动，更要抵制民粹主义的诱惑。在这方面，美国的教训值得我们警醒。刘鹤在《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一文中指出：

•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 危机爆发后，决策者总是面临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化的三大挑战，市场力量不断挑战令人难以信服的政府政策，这使得危机形势更为糟糕。

• 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主要国家在应对政策上总犯同样的错误，特别是应当采取行动的时候总会错过时机，应当采取宏观扩张政策的时候则采取紧缩政策，应当开放和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应当压缩社会福利、推动结构改革的时候却步履艰难甚至反复和倒退。

• 这些明显的错误在事后看起来显得可笑，但对当事人来说，实施正确的政策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大危机在人的一生中往往仅会遇到一次，决策者缺乏经验，又总是面临民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三座大山，政治家往往被短期民意绑架、被政治程序锁定和不敢突破意识形态束缚，这几乎是普遍的行为模式，这一点在最近的希腊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两次危机中的市场力量从来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力量。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认识问题而忽视其政治属性，就会犯重大的判断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