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走线背后的国运酸辛：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上）

文｜刘胜军

共产党的成就在于在革命后创建了立于广泛大众参政基础上的现代政府，完成了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新。——亨廷顿

“拉美教训”的实质是，在过度民主化过程中，政客们的民粹主义立场和态度引起经济大起大落。——刘鹤

中国将在人类急需之时带去一个崭新的希望。——英国哲学家罗素

 

随着特朗普任内出台的《第42条法案》到期，美国政府自5月12日起不再授权执法人员以遏制新冠疫情为由快速驱逐越境移民。一时间，美墨边境每天有逾万名移民涌入，为有史以来最高，情况告急。

根据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的数据，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有多达 500 万人非法进入美国！这一问题已经成为美国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

• 美国国土安全部派遣超过2.4万名执法人员和1500名现役军人前往边境。

• 纽约州5月9日宣布该州因移民涌入而进入紧急状态。从去年开始，一些共和党籍州长利用大巴或飞机将大量移民陆续送至民主党主政的城市（华盛顿、费城、纽约、芝加哥等），以抗议民主党人拜登的移民政策。

• 得克萨斯州长格雷格·阿博特启动反移民边境项目孤星行动，在《第42条》生效期间，他用本州的擅闯私人地方法律去逮捕进入私人地界的移民。这个项目每周要耗费纳税人250万美元。

• 刚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共和党内声望仅次于特朗普的佛罗里达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签署一项法案，所有以州长不喜欢的方式与无证人士互动的行为，都将犯下三级重罪，比如告知他们发放免费餐食的地方在哪，开车带他们去看医生，鼓励他们去上学。该法要求医院向所有病患收集移民信息，禁止地方政府向无证人士发放任何形式的身份证明，规定其它州向“非法外来人”发放的驾照无效，规定雇用无证工人的行为属于犯罪。

网民用“走线”来形容偷渡路线：来自南美洲的难民，从厄瓜多尔出发，途径中美洲各国，最终来到墨西哥边境的“线路”。为阻止墨西哥成为通往美国的“通道”，墨警方一度动用了催泪瓦斯，仍然无法阻挡。难民们悲情地呼吁：只有上帝才能阻止我们。特朗普誓言斥资 250 亿美元“修墙”。现在，我们忍不住有些理解特朗普的“疯狂念头”了。

这不能不令人唏嘘。不是被逼疯了，谁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走线？不少拉美国家，长期陷入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泥潭，这一持续多年的悲剧被称为“拉美陷阱”，也是发展经济学不能错过的研究对象。

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滞留的时间，韩国和中国香港为18年，日本和新加坡为19年，而拉美国家普遍滞留时间达半个世纪，其中阿根廷达到60年，且仍看不到走出“陷阱”的希望。阿根廷从 1920 年快速增长了 50 年，成为世界最富的国家之一，但是之后就开始了持续下降，如今成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典型。诺奖得主库茨涅兹有一个经典评论：

世界上有四类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

笔者认为，这些国家跌入陷阱，表面上看是“中等收入陷阱”，但更深层次则是“自由化陷阱”，以及自由化伴随的民粹主义与福利社会陷阱。

01 自由化陷阱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国家，人均GDP高达7万美元。既然如此，学习美国自然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本能选择”。

学习美国，从何处入手？答案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自由化。

80年代末，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灵丹妙药”。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看来，美国化 = 自由化。but, “自由女神”真的能拯救发展中国家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颜色革命的国家全部失败、无一例外：21世纪初期，在前苏联和中东北非地区发生的以颜色命名的政权更迭运动。这些国家满怀憧憬拥抱了“美国式民主”。结果呢？看看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叙利亚、缅甸、乌克兰……《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犀利地总结说：颜色革命的国家，原来有面包无自由，如今有了自由却失去了面包。

2、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并未带来繁荣：人类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悲剧之一，就是俄罗斯在美国经济学家指导下推行的“休克疗法”，结果俄罗斯真的休克了。如今，俄罗斯的GDP只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大量拉美国家，也长期陷入泥潭无法自拔。

这是为什么呢？

第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美国式选举制度，有很高的前提条件，这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忽视的。在不具备以下条件的情况下，盲目学习美国是危险的：1）人均收入达到高收入水平，“仓廪实而知礼节”；2）贫富差距不能过大。贫富差距过大，容易导致“仇恨心理”，走向“多数人的暴政”或极端政治，希特勒、特朗普都是靠煽动式选举上台的；3）魔鬼藏在细节之中，必须具有结社的艺术。托克维尔认为：“结社的科学乃科学之母，其他一切的进步实系于这门科学的发展。；4）法治和契约精神，失败者对选举规则的尊重。

托克维尔、亨廷顿都强调美国的特殊性，换言之，美国模式未必适用于其他国家。亨廷顿指出，“当今现代化国家在政治现代化方面临的，与美国当年根本不同。美国的政治体制绝无仅有”。

不要说发展中国家，就连美国最近这些年也变得不符合这些条件：贫富差距升至二战前的历史最高位、特朗普及其粉丝不尊重游戏规则。美国2024年的大选依然笼罩在暴力的忧虑之中。

第二，欲速则不达。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悲剧在于：企图在短时间内实现西方国家很长时间才办好的事情。英国用了183年，美国89年，欧洲其他国家大约73年。60年代民主化浪潮的21个国家，历史仅29年。其实，美国直到1965年才真正过渡到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投票权法，禁止美国南部用文化水平测试来决定投票资格，非洲裔美国人的投票权才得以确立。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因此，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改造优先。政治现代化只有在前者发展后才能水到渠成。美国最权威政治学者亨廷顿犀利地指出：

• 对于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首要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公共秩序。人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可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如果社会动员超过政治机构发展，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撼动新兴国家脆弱的政治体制。

• 对现代化之中的国家，多党制是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政治稳定不相容的。多党制比一党制更容易招致军事干预。

埃及、缅甸等国家的动荡，已经验证了亨廷顿的预言。实践证明，历史没有终结，历史也不可能终结。

既然美国模式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为何美国还要如此热情地推销？

答案很简单：美国式民主，是美国用来搞乱其他国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杀人不用刀”的颜色革命中，最大的牺牲品莫过于苏联。戈尔巴乔夫稀里糊涂被“美国式民主”洗脑，最终国家四分五裂、社会动荡，“一夜回到解放前”。这一悲剧，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深思之、借鉴之。

既然美国模式不适合发展中国家，还有其他选择吗？

02 中国经验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转型，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建议：

• 对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一党制极其实用，极有吸引力，因为它是一个既可以促进集中、又可以推动扩大的一种制度。

• 共产党的成就在于在革命后创建了立于广泛大众参政基础上的现代政府，完成了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新。

• 身处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组织一直是共产主义力量与众不同的力量源泉。有一件事共产党政府确实能做到：它们能统治得住，它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

• 对于那些深受冲突和动乱之祸的国家而言，共产党人能提供某些保持政治秩序的定心丸。

中国之所以能创造长期社会稳定、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百年大党，带领中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为重要的是“遵义会议基因”。在遵义会议之前，盲目听从共产国际和李德的“洋指挥”，几乎导致全军覆没。遵义会议，是痛定思痛的结果。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从国情出发”的道路。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经验（长征：扭转国运的人间史诗）。

与西方一些国家刻意“妖魔化”中国不同，巴西总统卢拉说得很客观、真切：

• 五十年前，没有人相信中国可以在2023年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大国。我觉得中国最让世人钦佩的是，能够在保持意识形态和政党建设的同时，创造一种高速发展的经济模式。

• 我知道贫穷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也见证过巴西工资收入比中国高、巴西经济看起来比中国强的时候，但是后来中国实现了飞跃式发展，这是中国政治能力的体现，这是政治成熟的表现。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友好、认真、谦虚地向中国学习。我们不需要全盘照搬中国，但是也不能为了否定而否定。我们需要知道他们做了什么，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是正确的。

• 为什么中国等国的发展让一些国家心生嫉妒？很明显，那些自认为是‘世界主人’的国家感到了不安。我们想对这些人说的是，我们不想比任何人更优越，我们只是渴望平等。这是大实话，这也是我们和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原因。

4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y）在伦敦历史地标金融城市长官邸演讲时也承认：

• 在过去20个世纪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1820年中国的GDP份额占世界三分之一，超过了美国、英国和欧洲的总和。历史正是理解这种现象的关键。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人凭借着进取精神，实现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快速的经济增长，让至少8亿人脱贫。

一百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叹息说：

• 我们必须从中国学的比中国必须向我们学的东西要多。可惜，我们向中国学习的概率非常低。

• 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可能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中国要追求的目标，对世界很重要。中国有了复兴精神，如果再能阻止外邦为非作歹，就有可能发展一种新文明，比世界上存在过的所有文明都优秀。如果中国在实现国内安定后，不去做强国一心只想满足物欲的活动，转而建立更有效更公平的经济制度，那么中国将在人类急需之时带去一个崭新的希望。

正如最高领导人所深刻指出的：

•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 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

03 警惕民粹主义陷阱

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所有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美国只讲效率，无视公平，最终“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一些拉美国家，则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脱离现实能力的福利社会。

2006年，刘鹤在对智利和阿根廷进行访问后在《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中总结指出：

•造成这种现象既有经济原因， 也有政治原因，但最根本的是政治原因，也就是说，在拉美经济中，是政治周期决定经济周期。 拉美国家普遍经历了由军政府向所谓民主政府的过渡，民主派上台后，为了取悦于民和获得更多的政治选票，纷纷向国内民众做出较高的政治承诺和福利承诺。 由于国内财力有限， 普遍采取了对外举债和对内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政策， 短期内人民获得一 点虚幻的实惠， 但很快被极高的通货膨胀税所冲销。 高通货膨胀使当

届政府下台，大量资本外逃，造成经济萧条。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又作出同样的政治承诺。这就形成了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恶性交替， 政客与大商业集团在经济大起大落中获得巨大利益， 而广大人民群众 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当地学者认为，如果说“拉美病”或者“拉美 教训”，这一点是最根本的。贫困增加和两极分化只是“拉美教训” 的表面现象，“拉美教训”的实质是，在过度民主化过程中，政客们的民粹主义立场和态度引起经济大起大落。

因此，中国既要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提升效率，又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也要避免福利陷阱。最高领导人指出：

• 不要好高骛远，吊高胃口，作兑现不了的承诺。政府不能什么都包，重点是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财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既是对各国发展经验教训的借鉴，也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的创新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