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推行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

法官拥有三重身份，首先是干部，其次是公务员，最后才是法官。干部分为党政机关干部、国有企业干部、事业单位干部三大类。党政机关干部即公务员，进一步细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以及包括法官和检察官的特定职务。为了解决基层法官职级低、待遇差、晋升渠道狭窄及职业荣誉感不高的问题，我国‬改进了法官的晋升机制，提高了法官职务的最高晋升限制，以期加快提升法官职业的吸引力。

许多基层法院的法官在行政职级晋升方面比同地区同级党政部门缓慢，导致他们在政治待遇上处于劣势。使得很多法官在退休时仍处于较低的职级，如科员级审判员。大多数法院领导职位通常由上级法院或党政部门的人员担任，限制了普通法官晋升为院级领导的机会。例如，一项针对中部H省C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调研显示，该院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仅占总人数的16%，而正副科级干部占近一半。院级领导中，31%由本院产生，其余来自外部单位或本系统其他法院，这种状况反映了基层法院法官面临的职业挑战与晋升局限。

法官的经济待遇显著低于同区域同级别的工商、税务等行政机关员工，且远不及电力、电信和银行等企业工作人员的收入。法官的津贴甚至低于政法系统内的公安部门，这与法官肩负的责任及繁重的工作职责不相符。例如，在对中部某中级法院的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干警的月薪仅够维持基本生活，与房价和物价上涨严重不匹配。由于案件多、人手少、工作强度高而待遇保障低，导致法官职业吸引力下降。在H省Y市A县人民法院的研究中，法官的职业荣誉感不强导致了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使得该法院被戏称为“人才培训基地”。

司法行政一体化导致法官管理与行政职级职务紧密相关，使法院去行政化难以实现。长期以来法院管理模式沿袭行政机关公务员制度，未能充分体现法官的司法性、专业性和技术性，导致法官晋升及离职受到行政级别限制。地方政府控制着法官的产生、任免和办公经费，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独立构成影响，提出的“法院垂直管理”等改革方案也面临巨大争议。我国法官数量庞大，相比西方国家更倾向于“大众化”，而不是“精英化”，这可能对司法质量产生影响。此外，法官制度的基础支持存在缺失，包括法官员额、素质与能力以及司法腐败的遏制等方面，面对案件数量急剧增长，法官的工作压力较大。

2015年我国‬启动了法官、检察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这一改革试点由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两高‬联合推出。通过实施“试点先行、分步推进、系统集成”的工作思路，全国法院逐步实现了约12.8万名法官的单独职务序列管理，常态化的等级晋升以及持续改善的配套待遇，有效解决了基层一线法官职级低、待遇差、晋升通道狭窄及职业尊荣感不高的问题。2022年，《法官单独职务序列规定》的印发实施，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法官职务管理制度基本定型，这对于提升法官的职业化水平及建设一个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具有重要意义。

法官的单独职务序列管理体系的实施是由审判权的独特属性决定的。审判权与行政权本质不同，前者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独立判断和裁决权，要求法官亲历审理、中立裁判，并具有终局性特征，确保司法的最终解决。法官在审判组织内部处于平等关系，与传统的行政管理中的上下级关系不同。长期按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的方式管理法官，未能充分体现审判权的特性，这种管理模式不利于法官平等行使审判权，也不符合法官的职业特点。因此，建立法官单独职务序列，脱钩法官等级与行政职级，是确保司法公正、符合审判工作特点的必要改革。

法官单独职务序列改革旨在通过系统集成和综合配套措施使法官职务管理制度更加成熟、定型。这项改革强调法官等级晋升的精准性，侧重政治素质和执法办案业绩，实现等级的动态调整，即能上能下。改革还注重法官的初任定级和跨职务序列的交流，确保与法官职业特点和审判工作要求相符。领导干部选任也被重新设计，以促进年轻法官的中层职务晋升，并通过扩大交流和轮岗来增加法官队伍的活力。同时，法官的职业保障机制得到加强，包括改善经济待遇及生活保障，以及强化法官的人身安全与权益保护。

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的改革旨在实现法官管理的专业化，确保法官的工资、住房及医疗等待遇与其职责相匹配，从而保障法官能够安心、负责且安稳地工作。这包括严格执行法官法的要求，完善法官的职业保障机制，如建立健全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法官免责制度，及不实举报澄清机制。此外，改革还强调增强法官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措施，包括与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作机制，以及开展法官安全与权益保护的培训，以增强法官对风险的防范意识及应对能力，确保法官能更好地履行其司法职责。